政协文史鉴赏

傅国，字鼎卿，号云黄，又号丹水，别号石者，山东省临朐县猫林沟村人。生于明神宗万历丙子（1576）年，卒于崇祯甲申（1644）年。少慧，甚苦贫，好读书。万历丁酉（1597）科亚元，癸丑（1613）中进士。任河南通许知县。为官廉明，能秉公断案，被称为“傅青天”。为使百姓免受催役威逼之苦，他将征收的租粮数额列榜张贴，令百姓自动缴纳。为了地方安全，令客店置簿册，稽查来往客商。令民户置下纸炮，遇有盗至，鸣炮为警，邻户即鸣炮接应，众起擒拿。因此，凡行盗者，无一漏网，一时境内泰然。因善政，升户部郎中，总督辽东新旧粮饷，督饷辽左，节款百二十万。辽阳溃，削籍归，卜筑南流北云黄山下，自号云黄山人，以石为门，镌云黄山人自叙文其上，内建凝望楼，藏书万卷。居常足不下楼，虽衰老犹吚唔丙夜不休，潜心著述，所著《四书中注》《毛诗中注》《咸平阳秋》《咸平刑书》《昌国艅艎》《云黄集》《周易中注》《书经补注》《礼经补注》《韵总》《历代史驳》《春秋考异》等十余种，各若干卷。

傅国是一位忠君爱民的名臣，明王朝覆灭，他不愿作清朝的官，归里读书、著述。傅国博学广闻，其著作内容丰富。他写的《昌国艅艎》是一部完整的临朐县方志。《昌国艅艎》十二卷，内设：建制沿革、星野、山川、疆域、形胜、城池、户口、田赋、均徭、方产、官署、庠序、社学、书院、亭传、坊厢、乡社、街巷、市镇、关梁、坊表、庙祠、寺观、神祠、兵防、官职表、选举表、荐举、武功、贻封、恩荫、宦绩、人物、隐逸、道学、文苑、事功、经学、廉节、儒行、孝义、烈妇、侨寓、陵墓、古迹、碑刻、石表、艺文、风俗、利病、祥异、遗事、外传、王言、词、赋、诗、表、奏疏、书、杂文、记、引、志、铭、传、墓，共六十七目，近十一万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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傅国对历代史学家关于齐地（临朐古代称属齐）风俗记述“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”“娴于文学”“英雄豪杰之士，甲于京东，文物彬彬”“至今东鲁遗风在，十万人家尽读书”等等。认为“未尽合［合实际］也”，只有司马迁说的“地宜五谷桑麻”正确，苏文定说的“风俗朴陋”恰当，《宋史》上说的“勤耕衽”属实。因为傅国对当时的临朐情况很了解，他对历史学家的记述“予尝合之而质所目击。”也就是说，他联系实际加以对照，临朐的实际情况是“邑诘曲万山，十九皆石田……即宜木棉山田，亦不能十之一。”老百姓“业艰商贾，勤劬耕织，日阕无储。”常年缺粮短钱。“西南诸山中，稍资枣、柿、梨、栗，”但却卖不了好价钱。有能力的下江南做点生意，没能力的“走海上贩鱼盐，然止肩负驴驮，”赚利不多；靠山的砍柴烧炭，运石烧石灰；平原地区的烧瓦盆瓦罐，全县“千金之家，不能一二。”这就是明朝末年临朐人民的生活写照。傅国面对如此现实，对那些粉饰太平，歪曲事实的记述，发出了“然吾悲传说之多诬也”的慨叹。

《昌国艅艎》的宝贵之处在于记实。在《利病》中，用三千多字的篇幅，详尽而真实地引举了为害临朐人民的八大弊病。一是窝访之病。所谓窝访，就是官府派员到民间“采访奸豪，意岂不在锄稂莠，滋嘉谷，以利民哉。”结果是“乃稂莠卒不得锄，而以嘉谷为稂莠者，不啻十之九矣。”这种察访简直是“此假盗刃以戕良民也”。二是催征之病。每年收田赋时，催役各处催交，农户既受“酒食之扰”，又要出“帮贴”之费。催役大都是些不正经的人，他们或故意延期，或提前收交而故意不报，结果不能按期缴纳的就遭逮捕，捕役则借机敲诈，因而“捕役皆暴富”。三是力役之病。收粮、解粮、驿马之役太多，要动用无数民工。由于赋役重累，“故朐民大半以其故贫”。四是杂赋之病。除正赋外，还要征收比正赋多二至三倍的杂赋，致使“民脂如茧抽丝矣”。五是遏粜之病。当时官府规定不准农民粜粮。由于禁粜，农民缺粮的拿着钱挨饿，有粮的烂在家里换不成银两，而“催租之令，顾如星火。”傅国说这是“絷骥足而鞭之驰”。六是优免之病。对士绅本人及其父子，连其本族也要减免力役，因而加重了农民的负担，“此轻一分，则民重一分矣”。七是民兵之害。当时县衙养有一百多名民兵，向民间征的军饷却有一千人的。傅国认为真有了乱子，这一百民兵也无济于事，不如“罢去”“寓兵于农”。八是矿洞之害。嵩山银矿在万历年间曾派中使来开采过，结果，所得收入，三分被开矿的偷去，三分入了监看洞口人的腰包，三分肥了中使的狗腿子，中使自私一分，上交朝廷的连百分之一也不到。上述种种弊病，弄得百姓“欲求一夕安枕不可得”。陈列弊病，不仅具体详尽，而且进行了典型剖析，反映了历史的真实面貌，这就是它的可贵之处。

《昌国艅艎》的《疏》中，傅国辑录了六篇疏（给皇帝的奏议）。一是冯琦的《肃官常疏》，其内容是说，“天下通患有三，官常弛于惰，吏治敝于贪，士习坏于侈，请为陛下明言之。”二是《中使酿衅疏》，疏内历述了中使（帝王宫廷中派出的官，指宦官）“阴操上之喜怒，而明制下之祸福，因以恐喝［吓］天下，奴隶有司，鱼肉百姓，天下知而不敢言，言而不得入。”傅国说的这两篇疏写的是万历年间的事，与时过五十多年。二者比起来，当今的事是“坚冰”，那时的事只不过像一层“微霜”。他举出税额增加了一倍，额外杂税有增无减为例证，说百姓到了“贫既到骨，怨已伤心”的地步。其他四篇疏，有的是参贪官的，有的是“备陈民间疾苦，恳乞圣明亟图拯救”的。这可以看出傅国辑录这些《疏》的用心和目的。

再如，在《祥异》中，共记了四十六条，明朝的有二十四条，其中记百姓遭焚杀淫掠的三条，记荒年旱灾的四条。最突出的是明万历四十三年（公元1615）的旱灾，他用了近三百字作了生动具体的记述：这一年麦子收得不错，县令麻友椿因为要调迁，提前“急征”，老百姓“粜麦一空”。到了秋天，因旱、蝗之灾，颗粒不收，“道殣相枕，饥民先刲尸而食，炘其骨，不给，则父子争食，有公鬻人肉于市，斤钱六文者，有割肉且尽，而目犹睽睽视人者……至于豪猾乘急掠买人家妇女，载入淮郡为利薮，谓之贩稍，络绎不绝，强者复啸众要害，劫而夺之，而争稍相杀者如麻，伦常尽斁，法纪荡然矣。”傅国为我们记下了这一页临朐人民的血泪史。

傅国在记述山川名胜时，写到齐鲁长城遗址，也情不自禁地写上一句“不知刲几千万人骨髓入之”。

《昌国艅艎》在体例上，基本上是按照志体来写的，共有者略，独有者详，补前人之缺，纠古人之误。做为一个封建官吏，能以同情人民之心，较忠实地记载了临朐的历史，这是难能可贵的。特别应指出的这是临朐历史上唯一的一部私人编修的县志。当然，由于作者的阶级立场和时代的局限，封建糟粕在所难免。但瑕不掩瑜，《昌国艅艎》是傅国给我们留下的一份宝贵财富，其价值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探讨。

作者：张玉昆

来源：《临朐文史资料选辑》

发布于：北京市